土匪团定位课程,土匪内部组织中“四梁八柱”的名称和具体分工

大当家的称做“大柜”.其余的“四梁”，是“顶天梁”、“转角梁”、“迎门粱”、“狠心梁”，“八柱”则是“稽奇”、“挂线”、“懂局”、“传号”、“总催”、“水相”、“马号”、“帐房”.

按名称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分工.

“顶天梁”其实是二掌柜,所谓文武全行,大掌柜一般不出马,全是二掌柜指挥和带头冲锋.里,姚盖没死,是大掌柜的时候,宋江就是“顶天梁”.

"迎门粱”是先锋,也有叫炮头. “狠心梁”负责杀人砍头,打劫后是否屠村或烧房子,就是他来代人干.

关键的人物是“转角梁”，即“通算先生”，说白了就是吴用，利用军事知识+方术来“推八门”(多数“转角梁”根本不懂什么军事知识,但少数著名东北胡子的军师,是行伍出身,所以不但有文化,也有军事履历,这些胡子就很难对付)，决定土匪的动向.

"水箱"是出纳. "账房"则是会计.看来和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差不多."马号"是专管马匹牲口. "总催"是后勤官.

"挂线"就是搞侦查,情报的. "懂局"是负责官面应酬.

今天我讲一讲《一代枭雄》当中大土匪王三春在历史上真实的情况。

一

王三春出生于1884年，四川巴中人。王三春是个苦命的娃儿，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，所以他只能辍学回家种地，当起了农民。

在王三春20岁的时候，当地首富王宗林将他家的山林给强行霸占了，王三春带着母亲四处告状，但是官府早已经被王宗林买通。王三春一怒之下就找王宗林火拼，把他给打伤了。

王三春知道王宗林饶不了自己，便趁夜里去把王宗林家的一间房子给烧毁了。发泄完之后，便带着母亲去了川陕交界的大巴山中，聚集了几十个流浪天下的壮汉，占山为王，当起了土匪。

大巴山这个地方属于一个四川不管、陕西也不管的地方，所以这里土匪横行，谁厉害谁就是老大。起初，王三春用木头削成刀枪剑棒当武器，后来靠打劫其他土匪得到了几只枪，王三春便开始昼伏夜出，打家劫舍。

有一次，王三春听说山下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个民团，他们手里有五十杆枪，王三春十分心动，但又打不过他们。

王三春心生一计，将四周山林点燃，作为疑兵之计吓唬民团团总，然后骗人去和他们谈判，说只要缴枪投降就可以活命。民团果然上当，双方达成协议，民团成功被王三春收编。

二

在那个混乱的年代，手里有枪，啥就都有了。王三春慢慢吞并了其他土匪，成为大巴山中势力最大的土匪头目。王三春在大巴山建立营寨，扩充仓库，把抢来的粮食、财宝和女人都安置在这里。

但是土匪毕竟不是正规军，王三春的理想很远大，他希望成为宋江那样的大人物。可是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王三春企图吞并巴中地区的军阀郑启和，不料刚一交战，王三春的部队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而逃。

王三春通过这次交战发现，自己的队伍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素质其实都很差，在大巴山逞逞威风还行，一下山就玩不转了。于是，王三春决定继续壮大自己的势力，他这一次将目光瞄准了陕南地区的镇巴县。

镇巴县这个地方虽地处边界，但防守薄弱，王三春使用计策将城门在夜晚骗开，然后带人进去抓住了镇巴县南区区长王应钦，还缴获了十几支好枪。不仅如此，王三春还在这次行动中结识了当地大土匪陈德三，并与之歃血为盟。

通过这次胜利，王三春将自己的队伍壮大到了八百多人，枪也有二百多支，其他武器无数、钱财、粮食堆积如山。

三

王三春决定将镇巴县作为自己的大本营，他在这里施行独裁统治，俨然把镇巴县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。

在经济上，王三春开设税务局收税，还建立工厂自制货币，要求当地老百姓全部使用他制造的货币进行交易；在军事上，王三春四处招兵买马，扩充兵源，还派人去外地购买枪支弹药；在政治上，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地方军阀，王三春均不受他们的指挥和节制，其态度是：可以被招安但不接受收编。

可以看出，王三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物，这一点比宋江要强。就这样，王三春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，当地任何人都不敢小瞧他。并且，王三春还十分懂得判断形势，他知道国民政府的部队的实力很强大，便与之虚与委蛇，不干扰他们的行动，还适当地帮助他们。这让国民政府对他放低了戒备心，也为王三春的生存创造了空间。

四

1932年4月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旅长赵寿山被蒋介石调到川陕地区进攻红军，而此时在川陕地区活动的正是红四方面军。由于赵寿山此人是位爱国将领，他因为看不惯蒋介石同胞相残，便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。

恰巧王三春占据的镇巴县就在赵寿山的辖区，赵寿山听说了王三春的劣迹，很是气愤，但他担心与之交火会死伤无辜，于是便派人前去招安王三春。王三春知道自己已经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给都视作眼中钉，此时若不选择站队，恐怕会双方都容不下他。

于是，王三春便选择了势力更强大的赵寿山，在与之谈好条件之后，接受了赵寿山的招安。王三春随后被任命为川陕便游击司令，手下有四个团的编制，兵力达到了四千多人。

而红四方面军听说此事之后，也按捺不住，委派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员陈二三前去游说王三春，试图改造王三春的部队。但是王三春意志十分坚定，最终没有同意。

五

1933年，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一代展开军事行动，王三春担心自己受到波及，便派人与红思方面军达成“谅解”，既不交战也不言和，意思就是井水不犯河水。红四方面军考虑到当时形势严峻，为了减少一个敌人，便同意了王三春的方案。

1933年冬，四川军阀刘湘受蒋介石之命对川陕地带的红军进行围剿，王三春便投靠刘湘，被任命为四川剿匪第一纵队的队长，仍保留原有的部队。

1934年4月，刘湘派王三春追击红军，在重庆冉家坝与红军交上了火。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，刘湘突然带着大部队从后面杀了过来，将王三春夹在了川军和红军的中间。王三春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刘湘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。

王三春便调转枪头朝刘湘开火。红四方面军看到情况有变，便派人与王三春商议，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，随后红军退出战场。而刘湘则联合驻守在当地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对王三春进行合击，王三春过不敌众，便逃到了湖北十堰的竹溪县。

六

王三春所部四千余人只剩下了八百余人，但是他很不甘心，于是就秘密潜回镇巴县，对当地守军进行了突然袭击，终于又夺回了镇巴县。国民政府听到消息之后，都感到焦虑不安。

1939年，蒋介石亲自下达指令，让陕西省主席、西安行营主人蒋鼎文派遣部队对王三春进行清剿。蒋鼎文自然不敢怠慢，便派遣西荆公路预备第一师师长谢辅三前去清剿。

谢辅三此人读过军校，很会带兵打仗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，后来在抗战时期做到了中将军长的位置。谢辅三吸取了之前国民革命军对王三春围剿的失败经验，决定联合周边势力，合力对王三春实施打击。

谢辅三的策略很奏效，王三春受到多方面攻击，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守，便一败再败，最后逃到秦岭北麓的太平峪，在弹尽粮绝之后方才向谢辅三投降。而王三春的表现也算是出色，虽然敌众我寡，但他仍然坚持了十个月之久。

1939年12月31日，王三春在镇巴县被公开枪决。至此，祸害大巴山区三十五年之久的王三春匪患，终于被彻底平息。

他们是被官逼反，成为一个土匪团

伙会是冀东地区的地主阶级为了防“匪”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而建立起来的武装组织，名叫“联庄会”。哪一村发现“土匪”就放双响炮，村村连放，集合起来，由团总（都是地主和士绅）指挥去打“土匪”。

林海雪原中由少剑波领导的剿匪小分队，初期由三十六人组成。队长少剑波、警卫员高波、卫生员白茹，直属队部编制，其余三十三人分成了三个小队。第一小队由杨子荣任队长，第二小队、第三小队分别由刘勋苍、栾超家 任队长。从人数上看，也就是一个排的规模，但从所执行的任务及所属领导关系来分析，起码是一个营级建制。队长少剑波是一位团参谋长，直接归王团长领导，在紧急情况下可直接与军分区田副司令联系。

小分队的装备是:杨子荣小队是步枪队，每人一支九九式步枪，这种枪是日本在二战时期在三八式步枪的基础改进而成，口径由原来的6.5㎜改为7.7㎜，具有射程远、准确度高、杀伤力大，适合远距离狙杀。

刘勋苍、栾超家小队，少剑波本人和高波每人一支汤姆式冲锋枪。这款枪原产于美国，进入中国后各兵工厂大量仿制。使用11.43㎜手枪弹，有20发、30发弹匣和100发弹鼓供弹，30发弹匣最常用，火力密集凶猛，杀伤力巨大，是一种得力的近战武器。

侦查员杨子荣、孙达得、刘勋苍、栾超家、高波各另佩一把毛瑟军用手枪，因用容弹20发的大弹匣供弹，所以也称大肚匣子。即可单发，也可连续射击，火力凶猛，加木匣做为枪托后可当做冲锋枪使用。适合近战。

少剑波、白茹各佩一支小巧玲珑的自卫手枪，名称不详。少剑波做为指挥员还要准备望远镜、指南针、手电筒、地图等装备。平时由高波保管。

除少剑波白茹外，其余每人各有4枚木柄手榴弹，是我军自己兵工厂生产，也是一种顺手的近战武器。

小分队每人都佩有一把匕首，做为近战肉搏时的武器，平时还可以削树皮，挖蘑菇和其它用处。刘勋苍单独有一把日本大战刀，寒光闪闪，锋利无比，能将人从肩部斜劈成两半。

最后一种是不上眼但又是必须的，每人一个帆布大饭包，能盛装20斤高粱米饭团，够吃七～八天的口粮。在地广人稀的大森林，几天几夜行军露营，见不到人影和村屯，这个大饭包就能提供战士们必须的能量。

到达夹皮沟后，小分队为了消灭座山雕，学会了滑雪，从此后，每人又有了一个新朋友——滑雪板。

小分队在消灭了奶头山的许大马棒后，缴获的蝴蝶迷的坐骑一匹大白马归小分队使用，后期随着小分队人数的增加，又增加了轻机枪一挺，帐篷一顶，铝制行军锅一口。

小分队就是凭着这些简单装备，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林海雪原里，与土匪周旋，纵横千里，消灭了比自己多几十倍的土匪，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。

里四梁：是指绺子的核心层。炮头：是指队伍中的小头目。粮台：是指主司粮草的小头目，熟悉当地情况，算盘好，心眼机敏。翻垛的：是指土匪队伍中的军师，通晓天文地理，常常利用宗教的名义为大掌柜择日出击，或鼓动崽子们拼命行动。外四梁：指的是秧子房、花舌子、插千的和“字匠”。秧子房：是指专司处理绑票的土匪头目，心狠手辣。花舌子：是指队伍中的联络官，这类土匪能言善辩，利用各种招数，恐吓肉票的家人付清赎款。插千的：是指侦察兵，他们乔妆打扮、常常独自行动，到准备攻击的窑中去侦察情报。扩展资料：其他黑话：

1、并肩子——兄弟；

2、斗花子——姑娘；

3、裹章子、平头子——媳妇；

4、崽子、马拉、把式——身边警卫；

5、雪花子——白面；

6、黑菜——木耳；

7、顶水子——鱼；

8、饺子——漂洋子，也有叫“掐边”；

9、烙饼——翻张子；

10、叶子——衣服；

11、通天——大衣；

12、毛叶子——皮大衣；

13、邪叉子——裤子；

14、瞒天子——帐子。

1950年1月，川西军区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同志，奉命到四川新都县石板滩地区改编起义部队，不久以后他接到新的任命：出任外交部驻某国使馆武官。是年2月4日，朱向离在一个加强班的护送下前往成都，准备从成都再转赴北京，不幸在成都郊区的龙潭寺被土匪巫杰所部伏击，朱主任和幸存的五名战士被俘后，次日遭到残忍杀害，其状惨不忍睹。

事发当天夜里，第60军参谋长邓仕俊亲率一个团的部队来援，怎奈巫杰煽动十里八乡不明真相的群众上千人，在解放军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了“火把阵”，我军指战员怕开枪误伤群众引起更大的误会，只能忍痛撤离。九天以后，川西军区救援分队在龙潭寺不远处一个3米见方的泥塘里，发现了朱向离等烈士的尸体，消息上报后，西南军区刘邓首长大为震惊，并向中央提交了专题报告。

主席大为震怒，专电指示西南局、西南军区：“匪患这么严重，我们决不能任其泛滥下去，一定要迅速组织力量剿灭匪患”！于是，朱向离被害案揭开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剿匪斗争的序幕。解放初期的土匪，成分非常复杂，既有原来真正的土匪、也有敌人撤退时留下来的特务武装、还有起义或投诚部队的叛变者，情况比较严重的是，这些匪帮还裹胁了大批群众。

上述各色土匪主要分布在西南的川、黔、桂、滇等新的解放区，中南的湘西地区以及西北荒凉之地，其他平原地区和革命老区数量较少。根据统计，1949年底时西南地区的匪情最重，共有1000余股655000余人，其中四川有300余股、贵州有541股、云南有148股。西北地区有较大的股匪470余股220000余人，其中陕西160股、甘肃140股、青海105股、宁夏贺兰山有24股、新疆则有50股。

另外，在边远地区还存在着蒋军逃离大陆时留下的部分正规武装，也列入了匪情之中，比如桂军潜入十万大山、六万大山的部队和民团，比如川康交界黑水地区由保密局直接指挥的傅秉勋部，比如“双枪老太婆”赵洪文国等等，也纷纷趁我军主力调防之际，发起武装暴乱，甚至一度侵占了部分县城。1952年2月，主席层特地指示西南军区司令员贺老总：“就全国的军事大事来说，在本年度是抗美援朝第一、进军西藏第二、黑水剿匪第三”。

1950年3月16日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：“不剿灭土匪，各地人民革命政权就无法建立，土改无法完成，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，各地的救灾和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将根本无法进行”。接到中央的指示后，西南军区、中南军区、西北军区和华东军区先后抽调39个军的140多个师的部队，共150余万人的兵力，迅速在各地实施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。

剿匪作战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，匪众一般躲藏在深山老林，遭遇我大军进剿就会化整为零，一旦我军主力撤走又会“化零为整”，加之地方政权尚未巩固，许多群众不了解我军政策，也极易被土匪裹胁煽动，令我剿匪部队投鼠忌器，跟解放战争时期的正规战役战斗是有本质不同的。因此，各军区在剿匪作战的实践中，摸索出一整套办法，大体分为军事进剿、分兵驻剿、追剿匪首等三大阶段，力求除恶务尽。

所谓军事进剿，就是组织大部队围剿大股土匪，打垮最猖獗的土匪武装；所谓分兵驻剿，就是以连、营、团等战术级单位，在某一地区反复清剿小股匪帮，所谓追剿匪首，那就是组建精干的小分队和追剿队，必须把各匪帮逃匿的匪首缉拿或者击毙，以免匪帮死灰复燃。匪患最严重的单一省份恐怕得算广西了，根据中南军区所属之广西军区司令部发布的剿匪战报，在三年的剿匪作战中共歼灭广西境内土匪512917人（从1949年12月到1952年12月）。

而1949年底认定的广西境内匪帮，仅有24股数千人，所以这51万多的数字可以说明，广西境内的匪情多次反复，尤以桂系残部、保密局特务掌控的“政治土匪”数量为多，剿一茬又冒出一茬，其中大多数其实是被裹胁普通山民，而骨干就是那么一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广西刚解放时的人口不过1500余万，这么一算，比例触目惊心呐。

截止到1953年底，第一野战军及改制的西北军区，共计消灭各色武装土匪9.09万人；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歼灭土匪武装100万人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歼灭土匪（海匪）和特务武装24.6万人；第四野战军所兼的中南军区，在广西战役以后，除转隶北京指挥的战略预备队之外，抽调所属部队的80%力量，在豫、鄂、赣、湘、粤、桂等省发动群众和清剿土匪，累计消灭各色土匪115万余人，另华北军区也消灭土匪2.9万人，上述总计248.69万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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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需要说明几点问题，第一是东北地区的匪患也曾经比较严重，一度总人数多达25万人，但是其大部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就已经被剿灭，也就是东北我军建立北满根据地的时期，比如《林海雪原》里面的座山雕、郑三炮那些匪帮，都是在1948年之前就被消灭了。期间大概用时两年多，既然讨论建国初期的剿匪数字，那么这部分就不能计入在内了。

第二是剿匪斗争并非到1953年就全部结束了，在边远地区仍有少量残匪，比如四野兼中南军区先后剿灭土匪和特务武装135万余人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在1953年以后还消灭了19万余人。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的战史显示，歼灭土匪和特务武装12.9万人，也就是在1953年以后又消灭了3万余人，所以建国初期的总计歼匪数字，最合理的统计方式，就是把歼敌总数去掉其中正规军、非正规军的数量。

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，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我解放军军总计歼敌1065.8万人，而解放军总部《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零年六月战绩总结公报》发布的统计数字是：消灭敌正规军554.247万人，非正规军252.888万人，累计歼敌人数为807.135万人，两个数字有约259万的差额，因此可以大体得出结论，人民解放军消灭的土匪和特务武装应该在260万人左右。

如果再算上1949年之前东北、华东、华北等根据地的剿匪数字，那就得接近300万之众了，同时，我军在剿匪战争中共缴获各种火炮2100门、枪支131万余件。

土匪，就是以打家劫舍，掠人钱财等为生的地方团伙或其成员。有点类似于古代的绿林，但又没有绿林的义气，不同于绿林的劫富济贫行径，准确地说更有点像强盗。土匪是动乱年代的产物，很多都是因为被逼迫或无力生存而铤而走险进入土匪行当，当然也不乏罪大恶极的人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，有意而为，成为土匪。人们普遍的认为，土匪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他们行为放荡不羁，为所欲为，缺乏政治远见，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，也不愿受任何约束，等等。

顽固：（１）思想保守，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。（２）立场反动，不肯改变。

《铜鼓山剿匪记》，以纪实的手法，描写了1950年2月发生在铜鼓山的剿匪大战。这部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、人物生动形象，解放军智勇双全，匪徒奸诈残暴。

铜鼓山海拔600多米，绵延600余公里，山势险要、易守难攻。1949年底到1950年初，来自大足、安岳、荣昌的七百余名反共土匪汇聚于此，残忍杀害11名中共征粮队员，大肆抢劫、破坏，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。

解放军二野35师103团2营、3营奉命剿匪。1950年2月11日深夜，解放军侦察班战士潜入山上，做掉了匪徒哨兵，摸清了匪徒清况后，12日黎明，解放军攻山官兵利用轻重武器，向盘踞的匪徒发起猛烈进攻，经过三天激战，击毙匪徒135人，抓获匪徒290多人。剿匪连长刘骥、排长曹长友、刘拴兔及多名战士血洒铜鼓山、英勇牺牲。

1998年9月，荣昌在剿匪战遗址建成铜鼓山英烈园。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原二野35师师长李德生挥豪题写“铜鼓山剿匪牺牲烈士永垂不朽”！